閉幕片真情推薦 盧昱瑞的紀錄片《水路－遠洋紀行》
〈報導者〉記者、《血淚漁場》作者
蔣宜婷
餐桌上的海鮮之外，我們熟知的台灣遠洋漁業往往不脫數字：船隊數量世界第一、年產值高達四百多億。可是這份報表如何產生、由誰寫下，卻常常不為人知。
尋求答案，鏡頭必須需航行得夠遠。在漁船抵達南半球福克蘭群島的漁場前，《水路－遠洋紀行》（以下簡稱《水路》）的畫面特意呈現了航程漫長無措的時間感，也隱隱預告，這部紀錄片沒有史詩般的敘事，沒有與海拼搏的熱血情節。導演盧昱瑞的視線不在海面上，而是探入這艘名為金泉興號的魷魚船內，在四肢難以打直的低矮床艙、零下四十度的冷凍艙中，我們終於能把目光，停留在幾十名外籍漁工、中國廚師，跟阿美族大副身上。
故事要從2008年，盧昱瑞另一部，以高雄前鎮漁港阿美族工人為主角的紀錄片《冰點》開始。曾經也是出魚班的蘇夏華，如今成為《水路》中，管理外籍漁工的甲板大副。介於承擔捕撈壓力的船長和基層漁工間的原住民大副，身上印刻著，台灣遠洋漁業人力的歷史軸線。
夏華來自台東都蘭，他的哥哥、姊夫、叔叔都跑過遠洋漁船，前幾年過世的父親，更是第一代當上大副的阿美族船員。
1980年代，遠洋漁業缺工，職業介紹所的人到部落，將原住民青年半拐半騙送上漁船，他們成為龐大船隊最低廉好用的勞力。但人生卻從此下沉，踏岸也是搖晃，剛入行的少年，總被港邊的海蟑螂坑好幾回，一旦和船東借資，就像簽下賣身契，只能全年徘徊赤道邊緣，就為了撈捕一條條百公斤的鮪魚，等待滿載，寄錢回家。
多數人最終回到陸地，到城市做板模，或在港邊出魚。仍漂泊海上，被壓在產業底層的，則死命上爬，將最弱勢處境騰給新來的外籍移工。影片開頭，夏華臭著臉，指揮資深外籍漁工，訓練菜鳥漁工，在參雜印尼文、中文，及不時迸出的髒話中，劃開了船上的階級。
如今，底層漁工來自印尼、越南、菲律賓，片中雖未提及，但懷抱夢想、透過牛頭（掮客）跟仲介出國工作的漁工，往往簽下絕對服從、苛扣薪資的不平等合約，菜鳥漁工的「國際行情」不到一萬元台幣，扣掉貸款，一個月只能領幾千元，遇到惡船東，薪水還可能不翼而飛。
但他們的工作場域，卻是人們無法窺視、環境嚴峻的海上工廠。抵達漁場後，是二十四小時不停歇的捕撈工作，兩班制下鈴響起床，扒飯上工。他們動作得麻利，因為出錯會捱罵，風浪一大，漁工落海失蹤，更是時有所聞。一趟遠洋，是他們求生存的孤注一擲，有人存錢回家，有人葬命海中，多數人則咬牙，再跑一趟。
盧昱瑞不只平實捕捉下勞動場景，也表現了與被攝者的親近時刻，這些人的一貫開朗、樂天及心酸苦澀，都被放進攝影機方格中。外籍漁工成了有名字的人，不再有如船上難以背誦、辨識的工具零件。
細看工作名單，這些人也成為影片協力的一部份，需站上網台拍攝的高難度畫面，便由他們完成。因為一旦動作不熟練，隨時會被浪捲入海中。
作為一名記錄者，要上一艘遠洋漁船並不容易，會打亂船上平衡的女性大概毫無機會，還得搶到網路一開放就被秒殺的船員證（或是取巧些從國外上船）。盧昱瑞與被攝者近乎十年的交情與信任，是他得以上船，與這些人航行一段的關鍵。
尤其當夏華隔著舷窗，對鏡頭「告解」，訴說跑船辛苦，漁船權力關係幽微時，他悠悠說道，「你們的命就是拍攝的命，像我的命，就是跑船的命，」仍重重擊向觀者心底。
藉由《水路》，我們越過海平線，看見搖晃漁船上的賣力身影，也感受到記錄者的專注與真實努力，漁船環境克難，完成拍攝不易。那數個月，盧昱瑞除了船長室的衛星電話外，沒有其他對外聯絡，連傳文字訊息，還要上千塊。
篇幅不夠，《水路－遠洋紀行》能說的，比我的文字多太多了。因為是閉幕片，要看還有機會。
‧本文同步刊載於影展手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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